创新是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在数字经济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经济形态中，创新的范畴甚广。诸如华为等在网络基础设施领域的技术创新；海尔智家以用户为主线进行数字化全面运营体系的搭建与升级的组织管理创新；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与电商相结合而开辟出的商业模式创新……数字经济企业通过以数据资源为要素的数字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不断创新、发展壮大，也通过数字化转型“脱胎换骨”，在穿越经济周期途中，展现出韧性，实现蝶变。正如吴军在《数学之美》中向读者生动地解答了几个问题——“如何化繁为简，如何用数学去解决工程问题，如何跳出固有思维不断去思考创新。”数字化应该首先转化为一种理性且具有逻辑性的、有新意和高度的思维方式。那么如何去衡量数字经济创新？创新成果又是如何产生的呢？通常来说，人们考量企业创新行为通过专利数或是研发投入。根据国家发改委今年发布的《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我国数字技术研发投入逐年上升；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授权量达27.6万件，占同期全社会发明专利授权量的39.6%，关键数字技术中人工智能、物联网、量子信息领域发明专利授权量居世界首位。这对于还在经济转型道路上摸索中的我国而言，是令人欣喜的成绩，但“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抱有怀疑的态度才能不断精进。早在2015年，美国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便发布报告称，尽管中国的专利数量迅猛增加，但代表创新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并未跟上步伐。抛开中美专利制度、市场环境差异带来的研究噪声，其反映出我国创新原创性、质量、绩效不高仍然值得警惕。兰德报告中提到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计量方式一方面指向了数字化创新的根本目的——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来源于知识进展、教育普及、人力资本增加、技术产业化等广义的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环境动荡的背景下，单一组织很难拥有创新所需的全部资源来实现这种“广义的技术进步”，于是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协同共生成为了研究与实践的新趋势。1993年，Moore第一次提出“创新生态系统”，即企业和与之有利益关系的利益相关方共同形成的生态系统，这些主体之间通过协同合作或者竞争的方法达到创新的目的。相关理论经过多年的沿革，其关键词从可持续发展、开放创新、价值创造与协同创新演变为如今的价值共创。由于数字经济大潮迭起，国内聚焦这方面的研究也日渐火热。孙永磊等学者认为，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有三个演化方向：关系互动、知识能力和行为规范；储节等提出，数智赋能的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包括资源编排机制、知识增值机制、开放性机制、共生演化机制、技术驱动机制、柔性机制、绩效反馈机制和支撑保障机制。从单纯关注表面的创新行为到分析深层次的创新形成机制，让我们改变“试图通过对‘果’施加影响来改变‘果’”的习惯，专注和耕耘“因”。根本的问题，也即“因”是完善创新体系，实现这一轮体系重构，应强化自下而上的、市场导向的、包容的以及更多基于需求的创新支持方式和项目，引导公共研发资金更多地投向基础研究，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专利质量。如此，才能朝着“数字中国”的伟大蓝图前进、再前进！“创新就是创造性地破坏”“需要有新的或另一种意识上的努力，以便在日常领域、范围和时间内的工作或牵挂中，去为设想和拟定出新的组合而搏斗”……创新理论之父熊彼特深刻的洞见仿佛山谷间亢长的回音，直到今天都盘旋在人们头顶，激励重新思索创新的意义。按照他的观点，数字经济将新的生产要素——数据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产生与生产条件的“新组合”，从而“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它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创见。因此每当我们眺望“数字中国”的光景，目之所及虽有崇山峻岭、低洼沟壑，但仍感叹天地广阔、大有可为，不免心潮澎湃。7月8日，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2年）》显示，2021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2%。其中，数字产业化基础实力持续稳固，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比重超过八成，已经是增长的主引擎，这说明，“数字中国”的建设已经容纳了越来越多的创新主体。如果说熊彼特理论的灵魂在于创新驱动经济增长，那么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则认为创新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取得市场领导地位，并在微观层面为企业家、创新主体系统化地管理创新、寻找创新机遇指出了可行的道路。从行业市场地位角度而言，大型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往往更突出，且能通过规模效应在产业链有更多话语权，但也常常给人以机构臃肿、企业文化封闭而在数字化转型、创新变革途中步履蹒跚的刻板印象。转型维艰，但结果却令人振奋。面对急剧下滑的电脑主机市场影响下奄奄一息的IBM，时任CEO郭士纳曾放出豪言：“如果大象能够跳舞，那么蚂蚁就必须离开舞台。”最终在他功成身退之时，留下了一个持续赢利、股价上涨10倍的IBM，堪称商业神话，以及记录着个中秘辛的自传《谁说大象不能跳舞？》。谁说大象不能跳舞？郭士纳用行动证明了IBM大象能够跳舞的同时，也巧妙地回避了后半句话的隐喻——“蚂蚁就必须离开舞台吗？”不一定。因为企业经营活动是可以实现双赢的非零和博弈。促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企业共同发展，一方面，打好数字基建基础，尤其要加快制造业数字化发展，带动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考虑到数字化成本，由于大企业在创新条件上的先发优势，需要进一步激发其创新潜力，为降低行业数字化门槛、加速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提供更多更丰富便捷的数字化工具。另一方面，也需要中小企业破除转型过程中“不愿转”“不敢转”的畏难心理，循序渐进地运用好公关服务平台等一切有利条件，从信息化到数字化再到智能化，以务实的态度，推动达到企业的战略目标。从企业战略角度而言，发展的过程也是创新的过程。总结今年Q3各大互联网公司的财报，除了老生常谈的“降本增效”外，与消费者价值共创，开辟新的用户群、市场、营利点让近年来普遍承压的龙头们实现了逆势生长。抓住了产业数字化机遇的阿里云，其来自非互联网行业的客户收入在Q3实现同比增长28%，主要由金融服务、电讯及公共服务行业驱动，非互联网行业的客户收入已经占阿里云总收入的58%；无独有偶，在腾讯其他各大业务板块营利收窄的情况下，金融科技与企业服务业务同比增长4%至448亿元，再度超越游戏板块，成为腾讯营收最大支柱业务。创新的影响力绝不仅仅体现在财报上的只言片语。熊彼特把创新定义为企业家的职能，而德鲁克把创新从企业的层面扩大到非营利机构和政府，提出了“企业家社会”。企业家社会不但是企业家的社会，而且是任何具有创新能力的组织的社会。德鲁克以其独特、博大和睿智的社会视角告诉我们：所有人类思想、理论、机构、制度以及技术的产物都会陈腐、僵化和过时，创新则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自我更新的特殊工具。或许，“蚂蚁”不会轻易离开舞台，当它们在实现目标却无法自我更新或是不能完成目标之后，才会退出历史舞台。无论熊彼特高喊着经济增长的激昂陈词，还是德鲁克务实且具有原则性的金玉良言，都将创新的主动力拔高到新的高度——企业家精神。“企业家”不是投机商，也不是只知道赚钱、存钱的守财奴，“企业家”可以是你，是我，是千千万万大胆创新敢于冒险，善于开拓的创造型人才。时也，势也。在“数字中国”的建设中，他们有着远大的理想——产业现代化大发展、生态共荣；以及更远大的理想——用高效、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治理和应用，为消费者价值共创，为人民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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