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与生产劳动、现代工业、资本生产、社会发展间的直接影响关系，已使其成为当前国际竞争中的关键变量。科技力量对国家命运几乎决定性的作用在头号科技强国美国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观察其科学事业显露蓬勃生机的开端或许能提供一定参考。谈及美国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一份《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被视为“美国科学政策的开山之作”，它由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曾于二战期间担任白宫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的负责人的范内瓦·布什在二战即将结束时发表。报告中主要提及了科技进步对国民福祉的重要性，包括与疾病的斗争、国家安全、公众福利，并就革新科学人才、培养现役军人中的科学人才、解除无损于国家安全的科学知识的限制、将科学知识的发展作为政府的新职责、设立专门机构以支持科学发展的长期计划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当时美国科学促进会的科学与社会委员会更曾发表过“‘科学研究政策同外交政策及国防政策一样，都是关乎国家存亡之必需’，而科学在现代政府中的地位，‘绝不低于法律和法院’”的观点。范内瓦·布什认为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支持是一种必需，因为它是促进社会其他层面，如医疗、计算机等市场繁荣发展的源头。而可以将其看作一个时间上的节点，美国联邦政府对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的投入整体上不断增加，并创建了与科研相关的各类委员会以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改写了世界科学创新的格局，为后续创新活动建立了机构、人才、创新氛围的基础。其实，报告要求政府在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上增加投入的主张，其他国家同样适用。这主要是基于政府活动的前瞻性、国民性，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在我国，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指导下，这样的责任就由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企业来承担。其作用一方面是出于国家安全等方面的需求，保持国家在科技发展中的前瞻性，以及将其向社会其他方向的应用拓展；另一方面是以长期眼光，进行能让更多人受益的创新型技术研究，其集中资源的高投入、着眼于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的长期战略、不唯商业利益论，是区别于其他性质企业的特殊之处。从国际竞争这个方面来说，历史经验表明，国际局势趋于紧张和国家安全的需求会使得科技发展进一步成为竞争焦点，从而对科技创新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如今世事如棋，国际和地区形势正经历复杂变化，不管是更多出于安全还是发展，科技创新都摆在了国家未来战略中的核心位置。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主导着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的发展，代表着这些相关行业技术的前沿水平，在我国技术创新中居于主体地位。近年来，国有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有了明显提升，既体现在一大批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就上，也表现在科技在实际制造生产过程的应用和对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中。截至2020年底，中央企业拥有国内研发机构超过4700个，12家中央企业新增数量超过10个，中央企业拥有国家级研发平台735个，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91个。中央企业专利申请及授权量保持稳定增长，截至 2020 年底，中央企业累计拥有有效专利902258 项，同比增长 17.2%，其中有效发明专利376580 项，同比增长15.7%。国有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在载人航天、特高压电网、支线客机、高速动车等领域实现了系列重大科技创新和重大工程成果，为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创新型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与其他类型企业的关系而言，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市场发展对企业创新的速度提出了更高要求，且进一步强调资源整合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只有积极协同各种创新资源和创新智慧，才能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释放出企业的创新活力，更好地发挥主体作用，带动产业发展。今年5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学技术部、 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等发布《十一部门关于开展“携手行动”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2022-2025年）的通知》，通过部门联动、上下推动、市场带动，推动大企业加强引领带动，促进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在规模、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使其承担着组织者、引领者的角色，在融通创新发展中，应当以创新为目的，积极联合中小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组建创新联合体，以承接重大科技项目为手段，推进创新资源共享，发挥大企业的带头作用，有力支撑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发展。科技创新不仅是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的创新，不同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合作同样会赋能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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