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说过，“艺术，就是戴着镣铐跳舞。”无规矩不成方圆，事物的发展自有其客观遵循的规律以及主观人为的约束来纠偏。数字藏品便是如此，作为NFT本土化的产物，两者同源区块链技术，却在不同国情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向，严格的市场规则和监管是国内加密艺术的另一个注脚。NFT（Non-Fungible Token，非同质化代币，指用于表示数字资产的唯一加密货币令牌，可以买卖）的概念由加密猫CryptoKitties的创始人兼CTODieter Shirley在2017年正式提出，但事实上诞生至今已有10年。2021年，美国加密艺术家Beeple创作的NFT画作《Everydays：the First 5000 Days》在佳士得拍卖会拍出6930万美元的高价；NFT 头部交易平台 OpenSea 的交易量从2020年两千多万美金涨到了2021年全年交易量140多亿美金，整整翻了646倍，让NFT被冠以“造富神话”火爆全球，一众投机者趋之若鹜。基于不受管理、不受控制、没有任何人或机构监督的公链以及未经版权审核，国外高度自由的NFT市场野蛮生长，像是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有人在二级市场炒作的喧嚣中获得了“15分钟的成名机会”，也有人落魄地空手而归。这阵风划到国内市场，以全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改变传统收藏界，带有中国特色的“数字藏品”应运而生，并从小众“破圈”走入大众视野。2022年数字藏品交易热度不减，从最初绘画、音乐作品到一双鞋、一张门票，从流行潮牌到非遗文化、从互联网到餐饮界……数字藏品覆盖内涵不断延伸，包括但不限于数字图片、音乐、视频、3D模型、电子票证、数字纪念品等各种形式。“万物皆可NFT”逐渐演变成“万物皆可数字藏品”。同时，“出圈”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伴随着监管收紧，相比于国外NFT昭然若揭的金融属性，数字藏品，仅一个“藏”字，便含蓄地道出了被“修剪”的部分：1.私有链，不可跨平台流转；2.只能由认证机构或签约艺术家发行；3.只能用人民币或数字人民币实名认购；4.不能随意流通买卖。种种约束遏制了国内数字藏品具有金融属性的“圈地跑马”现象。严格监管下率先“跑”出来的头部企业，自然是集技术、资金、人才优势于一身，有能力构建数字藏品生态，占领高地的互联网大厂，或有手握大IP的国资背书。而腰部企业则“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涌现了不少创新玩法，但由于IP溢价能力孱弱、用户规模有限等问题出现了流动性滞缓危机，不少企业为了突围铤而走险，步入“转赠”形式的灰色地带，因为风险越大，收益也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无故锁仓、虚假宣传、内部操控、价格做庄等行业乱象也时有发生，导致置身其中的一部分投机者们风声鹤唳，不知道何时“重锤”砸下，手里的NFT就沦为了JPG。对此，有人说：“数藏‘水’很深，入局需谨慎。”真有如此可怕？事实上，数藏行业尚处发展的初级阶段，面对新技术、新应用，很多时候人们会盯着“后视镜”以防走入误区。但还需认识到，只要加以合理运用，技术不会“吃人”，相反，麻木守旧的思想会。过分追求与NFT不同不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相信人们在实践中会慢慢探索出更完善、更适合的数藏发展路径，前景依旧是光明的。更何况，监管未见得是洪水猛兽，根本目的是让市场有序健康发展，就好比孙悟空手中的金箍棒，用不好是累赘，用好了便是利器。那么既然“去炒作”已是大势所趋，失去了流通自由的数藏市场，该从哪里获得动能？务实地讲，谈到创造价值，你会发现能列举很多数据去衡量它：投资资本回报率、资本成本、增长率、可持续增长率……的确，对于数藏本身而言，成本又低，又能批量生产，还能通过展览等线下形式或是与数字权益相结合的方式落地，一旦有大IP加持，无疑是一条不错的业务增收渠道。由此也形成了三种生产方式：实物的数字化映射产品、数字化原创作品、数字化作品与实物或权益融合。乍一听，这依然是遵循平台经济的创收路子，还是熟悉的“讲故事”配方。因为数字藏品首先是数字化产物，或者说虚拟商品。马克思主义认为，商品的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补充了一点——由广告、包装等营销传播工具塑造出来的符号价值，符号价值更具象征意味，这也是无聊猿等“头像”生意倍受推崇的原因。显然，数藏满足了购买者精神层面的需求，好故事、好作品可打动人心，亦可彰显身份、意识、兴趣、个性等象征意义。但数藏又与普通的虚拟商品有很大区别。“信任机器”区块链锚定了作品生成链上唯一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数字凭证，凭借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可追溯、开放性的特质帮助确权，既保证了商品的稀缺性，同时也维护了交易过程中创作者和消费者的权益，甚至可以通过内嵌价值体系实现自循环。正如硬币有一体两面，信任是涉及交易或交换的基础，商品一经频繁转手和人为炒作会产生泡沫，不但失去其本身的意义，名不副实，还会“劣币驱逐良币”，让低价值产品充斥市场，这或是信任滥用的恶果。那么，怎样才能发挥信任的正向作用呢？近日，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科技与标准综合重点实验室区块链版权应用中心主编的《数字藏品应用参考》发布，将数字藏品定义为：数字出版物的一种新形态。“数字出版物”明确了其内容价值，同时也强调了有公信力的媒介属性。2021年12月，新华社上线了一套可免费领取的数字藏品。该数字藏品是由新华社联合腾讯通过区块链NFT技术，将精选的2021年新闻摄影报道铸造而成。它记录了2021年很多珍贵的历史时刻，如首金、建党百年、“燃灯校长”张桂梅等重大事件与人物。从小处说，数藏具备引流、维系用户的效用，更“大”的意义是，增强创意产品的文化承载力，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和IP重塑。维持数字藏品魅力，单靠文化IP也非长久之计，为了拓展数字藏品新的应用场景，应跳出“藏品”的概念，将其看待为一种全新的、可信的价值和权益载体。欧科云链研究院蒋照生称，“数字藏品应该被放置于整个数字经济发展的框架之下去探索，赋能各个行业智能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比如谈了很多年的供应链金融，其实它各环节上需要的一些权益凭证和票据，就可以被制成所谓的数字藏品，在区块链上进行流转，从而作为一种高流动性的资产为中小企业的融资做信用支撑，盘活更大的资产。”当数藏不仅仅靠少数人控制的稀缺体现，真正赋予其价值的其实是开放后形成的民主共识。在未来，一旦市场走向更加规范化，技术壁垒消失或松动，广大消费者自会用脚投票。就像跨越web1.0的信息单向传播，我们在web2.0时代有了更好的选择，可以既摆脱守门机制，又维持评估，亦可能把守门从过滤机制变为评价机制。可以说，用户的参与和创造、广泛而沉浸的社交体验、更加丰富的应用场景让数藏价值倍增。此时，数藏才算真正“出圈”了。也因如此，“PGC or UGC or其他web3.0特色的内容生产模式和组织模式”是即使优越如大厂也得躬身用心探索的问题。作为数藏平台，厘清创作者和文化IP、社区传播和收藏家两者的角色，运用全新的高效方式将其连接起来以及明确自身的市场定位是开展业务的基础。总而言之，无论是怎样的价值，都在强调一种满足与被满足的关系，满足消费者需求才是第一位的。英国著名画家艺术家班克西于2006年创作了一副名为《傻子》的画作，其描绘的是一场艺术品拍卖会，讽刺1987年拍卖梵高《向日葵》创纪录的销售历史，上面写着：“我真不敢相信你们这群傻子真的会买这个”，嘲笑那些在艺术品上斥巨资的收藏家。最后该《傻子》的 NFT 版以将近原价4倍的价格售出，约合人民币 247 万元。听起来荒诞且反叛，不是吗。但倘若放在web3.0、元宇宙的语境下就一点也不奇怪。有人感叹，当下的互联网已陷入了“内卷化”的疲态，在内容载体、用户体验、传播方式和场景交互方面，都容易让人产生倦怠，互联网已经不能称之为先进生产力了。但这种内在的“倦怠”外化为近乎偏执地追求个性和差异，不同时俗，却又难逃高度工业化的复制粘贴。思考数字藏品，也是对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再反思：国外NFT产品多表现为“重复的主体+随机变量”，比如无聊猿头像，同样一只猴，叼了根烟和带了个口罩价格却有天壤之别；黑色背景的图片加上“骨头做的法杖”“亚麻袍子”“皮腰带”等意思的白字就价值 10 多万人民币，这其中的门道莫非是所谓艺术的“留白”？不，数字藏品真正的魅力在于触及到了传统艺术所无法触及的灵魂点位，在传统的艺术圈子里，这样那样的瑰丽嘉宝，见过他们的不仅寥寥，而且只能由个别人所拥有。数字藏品诞生让任何稀缺的艺术都有了可以被广泛传播和敬仰的基础。空间界限被打破。这是收藏者角度。臧克家说过，“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虽然生命的厚度值得歌颂，但难免有些意境悲凉，而数字藏品恰恰规避了梵高式的悲剧，人人都是现世艺术家，既讲述着“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的与时代的对话，也保留着“我来，我见，我征服”的生命永续的存证。时间界限也被打破。这是创作者角度。技术发展的长河中，犀利地洞悉人性、把握内核的人毕竟是极少数，更何况“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他们在某一刻挣脱镣铐走向远方，而大多数人只是附庸风雅罢了。不过，审时度势，戴着脚镣跳舞也能跳得痛快，跳得好，又何尝不是艺术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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