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给2021年各行各业科技端的变革下一广泛而深刻的注脚，那便是“数字化”。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出发，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分为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等5个大类。今年初，我国数字经济规划的正式提出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从根本上来说，包括但不仅限于经济学的范畴，将对小到劳动力素质，大到社会结构、国家战略，提出新的畅想。2019年末以来，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实体经济首先遭受重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至今仍为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由此引发社会上不同程度的劳动用工危机、合同履约危机、信贷危机等。但人们惊讶地发现，危机之中看似“百花凋零”，数字经济体却浮现诸多新业态：社区团购、云经济、视频会议、远程办公……见微知著。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7.8%，数字经济规模占全国GDP比重已从2005年的14.2%跃升至2020年的38.6%。也就是说，我国经济中已有接近4成与数字经济相关，足以见得当下的数字经济正朝着纵深化持续发展。一方面，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数字产品制造、数字产品服务、数字技术应用、数字要素驱动）中，互联网行业增长“神话”破灭，阿里通过组织架构调整，进行“多元化治理”，腾讯拥抱监管、稳住娱乐、加码技术，积极调整业务模式；通信产业5G规模化应用提上议事日程，IPv6“＋”速跑；云计算、物联网等产业营收逆势大幅增长；贸易争端、国家安全倒逼芯片等关键领域科技自立，提高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国产化。另一方面，产业数字化的应用降本增效，促使各行业向要素共享化、生产柔性化、产供销一体化转型。例如在生物医药领域，通过数字化技术可以实现迭代创新，极大缩短创新药的研发周期，提高创新效率。世界各国的数字化进程也步入“快车道”。IBM商业价值研究发现，疫情导致60%的受访组织加快了对数字技术的投资，超过半数的受访企业(55%)永久性地调整了组织的战略方向。2020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2.6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为54.3%。美国的数字经济的规模居世界首位，达到13.6万亿美元；中国的数字经济的规模紧跟美国之后，居世界第二，达到5.4万亿美元。全球经济下行，考验着一个国家预测、应对并从中恢复的综合能力，即不被压垮的韧性。积极探索全新的增长模式和发展路径，通过制造系统来提高响应外部变化（尤其是慢性压力或是急性冲击）的能力，数字经济或是其中解答之一。2月8日，中国选手谷爱凌在北京冬奥会大跳台项目中完成女子最高难度的转体1620，稳稳落地，成功夺金。这“惊天一跃”，被镜头完美捕捉。在赛事转播中，5G+8K技术呈现了史上“最清晰”的冬奥会，记录下赛事细节和高光时刻，可谓中国数字技术应用飞速发展的缩影。如今，中国网民规模达到10.32亿，互联网普及率已提升至73%，构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全球第一，光纤接入用户规模全球第一，4G用户总数全球第一，累计建成开通5G基站155.9万个，5G终端连接数超过5.18亿——过去短短20年里发生的剧变，中国已成长为数据资源大国。有人曾说，“庞大的数据将成为现代的石油。”数字经济，是建立在庞大数据总量上的，继农业、工业经济之后的新型经济形态。其运行逻辑同两者可以类比。把数据作为基础原料，经过标注、清洗、脱敏、脱密、聚合、分析等多次加工得到能用于生产的资源。接着将其放入系统性的“机器”里运作，比如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等。最后根据不同场景，提供不同的产品或服务。数字经济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96年Don Tapscott所著《数字经济：智力互联时代的希望与风险》上。1998年，美国商务部发布了《新兴的数字经济》报告，提法由此成型，其本质在于发展“信息化”的经济。近年来，数字经济在我国科技和产业革命的重要意义被反复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从国家层面部署推动数字经济发展；2021年12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时期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2022年3月两会期间，新华社联合百度发布《大数据看2022年全国两会关注与期待》，数字经济位列第五位，成为两会热点之一。从我国数字经济概念的提出和沿革中，看到诸多领先半步的理念创新和发展趋势：过去，我们认知的数字经济重在娱乐、社交等生活服务方面；现在，完全悬浮于实体经济之上的“无重量经济”，及其配套的技术、知识、管理、数据，也拥有实实在在的、可持续的、并且服务于广阔行业的商业价值，能作为除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外的新型生产要素，成为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与产业链现代化、提速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过去，各地区信息化发展水平提升，区域数字经济增长带逐步形成，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等区域数字经济发展迅速；现在，“东数西算”工程的全面启动，使得西部的算力资源更充分地支撑东部数据的运算空间，拓展数字经济版图。过去，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经济恢复动力不足；现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加大，信创攻坚取得初步突破，数字产品出口贸易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丝路电商”合作成果丰硕，物联网、云服务、人工智能等应用消费场景拓展，形成良性循环。可见，擘画数字经济未来，科技创新是第一驱动力，融合发展是方式方法，治理是顶层设计，服务化是应用方向。由此延伸，数据如何确权（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估值以及定价？如何筑牢数字安全保障，解决用户隐私问题？如何建立公平公开的标准和体系，进一步促进互联互通？这些问题还需要出台细化措施，让数字经济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中国历史上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文化的因循性诞生了“本末论”。最先使用本末观的商鞅、韩非主张“重本轻末”，以“农本工商末”划分经济部门。明清之际，黄宗羲抨击世儒“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提出工商“皆本”。厘清本末，正视本末关系，古代思想家们突破传统视野，不断赋予其新内涵。当代社会何为本？答曰人为本。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直至建立在数字经济之上的“知识社会”，经济重点发生变革，价值体系走向完善。再深一层，“人之初，性本善”，人本向善，科技向善。比如区块链被看作“信任机器”，开源软件平台崇尚自由、平等，云计算倡导共享。算法的“总编辑”“把关人”与技术本身“价值对齐”，并消除其中不确定性，以避免由技术滥用带来的社会问题（数字鸿沟、信息茧房等等）。追本溯源，理解技术产生和运行的机理，就能理解世间万物，不偏不倚，方能寻得契合之道。一方面，尚本。舍本逐末，贤哲所非。在数字经济中，谁掌握了根技术，谁就掌握了核心话语权。经历信息产业“缺芯少魂”之痛，产业链供应链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不得不面对长期以来的基础性薄弱环节。芯片，关键技术被“卡脖子”，而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方面，华为等企业看到一丝曙光。另一方面，用末。传统思想常以轻末、抑末将本末关系视为主次或对立，现在出现了第三种答案：用末。即落叶归根，反哺“本”，形成生态的共荣。这就要求数字经济汲取天然的养分，取“数”于民，用“数”于民，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释放价值潜力。大浪之后，余波未平。危中见机，稳中求进。前路有光，初心莫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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